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上记载，有关唐人登第的著作计有三种，即崔氏《唐显庆登科记》五卷，姚康《科第录》十六卷，李奕《唐登科记》二卷。这些书都已亡佚，而据《玉海》卷一一五《选举》引姚康《科第录叙》，云是穆宗长庆之前的“登科记”就有十多种。这类著作大都出于私人著录，到了宣宗时，情况才有改变。《东观奏记》卷上曰：“大中十年（856），郑颢知举，后宣索科名记，颢表曰：‘自武德已后，便有进士诸科，……所传前代姓名，皆是私家记录，虔承圣旨，敢不讨论。臣寻委当行祠员外赵璘采访诸家科目记，撰成十三卷，自武德元年（618）至于圣朝，谨专上进，方俟无疆。’敕宜付翰林，自今放榜后，并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。仍仰所司逐年编次。”这也就是说，中唐之后已经建立起了逐年编纂的制度。

经过五代之乱，这些“登科记”大半已经散佚，时至宋初，就有人出来搜集，并重行编纂，那位对保存唐代文献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乐史，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很可观，《玉海》卷一一五《选举》载：“雍熙三年（986）正月，乐史上《登科记》三十二卷，《唐登科文选》五十卷，《贡举事》《题解》各二十卷，以为著作郎，直史馆。”可见他对有关唐代科举的文献全面地做过整理。

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则有洪适的《重编唐登科记》十五卷问世。此书不见后世目录，想是宋代之后即已亡佚，但在《盘洲文集》卷三四中保存着《重编唐登科记序》，可知他是根据姚康《科第录》的前五卷（即唐高祖、太宗两朝），又据崔氏《显庆登科记》及续书，再参考《唐会要》《续通典》及唐人文集加以补正，故名重编。这就说明，唐代的一些“登科记”，此时还完整地保存着，只是由《因话录》作者赵璘编纂的《登科记》，已经遗佚而不见于书目著录了。

后代记载登科之事最为完备的材料当推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。此书卷二九《选举考》二中有一份《唐登科记总目》，载唐初至昭宗天祐四年（907）历年登科人数，末称“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”。这个总目之中没有包括明经、制举这两种也很重要的科目的中举人数，但如有关秀才科的兴废与中举者的人数等有关材料，则由此书得以保存。看来马端临还能看到不少唐代的“登科记”以及宋代乐史等人的有关著作，才能做出这样详细的记录。

明代万历时，徐应秋撰《玉芝堂谈荟》三十六卷，也保存着许多唐人登科的材料，中如《历代状元》等记载，如果不是见到大量的原始资料，那是编纂不出来的。由此可知，时至明代后期，尚能见到数量众多的唐人登科的文献。

经过历史的淘汰，唐人和宋人所编的“登科记”的原貌已经难于见到，然而王懿荣刻《天壤阁丛书》，于《莆阳黄御史集》后附正德本《别录》一卷，内附有关黄滔登科的册页一幅，保存着某种《唐登科记》的原貌，今将此页转录如下：

唐登科记

卷第八

乙卯乾宁二年刑部尚书崔凝下进士二十五人